CF40PIIE联合报告：美不应通过汇率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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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第六届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议“形势下的中美经贸关系与全球化”在北京召开。

在交流会上，中国金融四十论坛(cf40)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首次发布了cf40-piie联合报告(2017)(以下简称“联合报告”)。报告分析了中美贸易、投资和汇率政策的现状和问题，讨论了美国新政府可能实施的经济政策及其对中美经济的影响，并就如何实现中美合作共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美经济的结构性因素是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原因

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2016年中国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尽管在经济理论上，双边贸易平衡并不意味着两国在贸易关系中的输赢，但特朗普政府非常关注双边贸易逆差，并可能通过加强贸易救济措施的使用，甚至绕过世贸组织规则，为中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Aiji、净值、信息)。

根据联合报告，中美两国的经常账户结构是由两国国内储蓄和投资结构的宏观因素决定的，贸易政策在改变经济结构问题中的作用非常有限。美国提高对华贸易壁垒只会将对华贸易逆差转移到其他国家，造成美国效率和国民福利的损失。如果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不仅会损失两国，还会影响全球经济。

此外，《联合报告》指出，中国正处于经济再平衡状态，优化国内投资和消费结构将有助于缓解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避免美国等贸易伙伴以“不公平贸易”为由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联合报告》提出了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的最佳战略，即加快结构改革和市场开放。如果美国挑起贸易争端，中国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将使双方都蒙受损失，而采取措施减少双边贸易不平衡以回应美国的要求是更好的策略。此外，“国家资本主义”是中美贸易环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市场化可以减轻中国对其贸易对手的“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指责。最后，面对美国政府可能施加的压力，中国不应局限于贸易领域的应对措施，而应把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加快结构性改革，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中国应通过rcep等协议积极引领区域贸易一体化，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引领世界走出贸易保护的困境。

贸易平衡不是中美汇率政策的立足点

在美国财政刺激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下，美元指数走强加大了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美国政府可能利用“汇率失衡”来评估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国家的货币是否偏离正常的估值范围，不应低估贸易摩擦加剧的风险。

事实上，在历史上，美国曾多次以货物贸易逆差为由要求其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的货币升值，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根据联合报告，这是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美国的储蓄和投资结构决定的，而不断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也对汇率波动起着重要作用。商品贸易的平衡很难作为汇率政策的立足点。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量消耗恰恰表明，中国不希望人民币贬值，这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在国内外不应被称为“美国的胜利”。根据《联合报告》，中美两国应加强协调与合作，避免外汇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中美两国在汇率问题上有政策协调的基础。事实上，无论从中国还是美国的角度来看，当前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都是不受欢迎的。美国不应该诉诸单边措施，应该认识到汇率是一个总体的政策工具，不能用来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为了促进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两国的国情

《联合报告》指出，中美经济互补性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爱情基础、净资产和信息)是中美双边投资的主要驱动力。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投资行业分布均匀，投资回报率高。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odi)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行业正转向先进的制造、消费和高科技产业，这表明中国企业正在寻找技术等战略资产，并需要进入美国消费者(Aiji，净值，信息)市场。由此可见，中美双边投资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发展潜力巨大。

目前，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关注集中在中国的商业环境、公平竞争和外国企业的准入限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上。据《联合报告》称，上述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更多外资企业以高度开放的姿态进入服务业，地方政府投资的规范化和法制化，这些都不能证明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恶化。在充分了解国情的基础上，中美双方应努力达成高标准、现实的中美投资协议，充分发挥中美双边投资的潜力。

如何推动中美达成双边投资协议？根据联合报告，充分理解不同的国情，避免“对等开放”等极端措施是必要的。此外，高标准和现实的双边投资协议是最好的方式。除了强调高标准之外，美方还应考虑中国的国情，并期待中国在短期内实现完全开放。在推动双边投资协定时，我们应该耐心，从重点行业入手，区别对待，避免追求“全面性”和“完美性”，否则会导致谈判停滞。

美国政府新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可控的

鉴于人们普遍关注的美国新政府在税收、基础设施投资、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等方面的调整，联合报告认为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体上是可控的。

首先，美国的税制改革将给中国带来一些压力。减税一旦实施，将在短期内刺激美国经济，但从长期来看，将导致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增加。由于中国企业实际承担的实际税率远高于美国，加上美国在土地价格和能源价格方面的优势，一些中国企业可能会将投资转移到美国，以降低成本，加剧资本外流的压力。

第二，如果美国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政府支出的计划得以实现，将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出口，并对中国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然而，由于政府债务的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还有待观察。此外，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较高，中国企业可以加强与美国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实现双赢。

第三，在金融监管层面，美国政府可以简化和放松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一些规定，但不可能完全废除，中国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放松金融监管有利于提高美国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但很难改善当前投资疲软和信贷需求疲软的局面，因此对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此外，甚至有可能播下另一场金融危机的种子。

第四，美联储调整了加息步伐，美国加息和美元指数走强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了调整压力。但是，由于我国资本管制的力度很大，外部因素对汇率走势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相对可控。中国货币政策的相应调整有利于中国抑制通货膨胀和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控制金融风险。

最后，联合报告指出，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