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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卡通片《疯狂动物城》很受欢迎。这个故事讲述了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恶性绑架事件,在一个表面上各种物种和谐共存的动物城市,食肉动物成为公众批评的目标,但实际上,权力斗争是暗流涌动。食草动物认为这是因为它们的基因遗传了暴力倾向,所以它们天性残忍,不能与食草动物和平共处。然而,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所有阴谋背后的主谋是外表善良、内心险恶的羊副市长及其山羊同伙。在一个快乐的结局中,误解被消除,种族间的隔阂被打破,动物之城回归到了一个美丽和平的状态。
通过影片中人物的口音,我们可以看到在角色设置背后有许多种族群体:美国城市白领、南方农村白人、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导演构建了一个隐喻性的动物疯狂动物城:大多数食草动物与少数食肉动物共享生活资源、语言和价值观。当食肉动物主宰食草动物时,后者可能在政治上被排除在外;而后者则不断反抗,并在夺取政权后相互压制。这似乎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种族背景、习俗、职业或生计,甚至人数都是政治辞令和在权力斗争中相互指责的借口。冲突的根源是人们对利益的追求。
这是德国学者李军师在《为什么是敌人》一书中的观点。
尽管我们不再公开宣称某个民族必然比其他民族更文明(或更野蛮)的种族主义观点,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大众媒体上获得这样的信息:某个地区的民族冲突是由于不同民族之间不同的语言、信仰和习俗以及某些历史原因造成的,因此民族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当文明冲突的理论被意识形态简化时,它使人们感到文化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g·恩瑟施利根据他对非洲暴力冲突30年的研究指出,族裔群体不是冲突的原因,而是冲突过程的反映,并可能在冲突过程中获得新的形式和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战争冲突的真正原因是对资源的争夺;随着对水、油气田或草原资源的争夺,出现了独特的民族或邪教联盟。一个日常的比喻可以生动地解释这种情况:就像一棵树在生长过程中把根深深地扎进土壤一样,树本身并不是从深层的根中生长出来的。因此,他不同意媒体的报道,即所谓的民族分裂和内战的原因来自族裔群体或宗教本身。在他看来,很少有历史学家将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归因于神学问题上的学术辩论,人们不应该简单地将种族冲突(战争)归因于种族差异。
李军师的论述是基于民族研究领域从客观理论到主观理论的理论转向。早期的人种学家曾经认为,他们所观察到的语言、服饰、仪式和生活方式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这成为划分不同民族的主要依据。然而,随着人类学家对文化理解的逐渐深入,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学生首先开始从文化功能上区分社会结构。例如,马的伟大弟子、英国人类学家弗斯认为,如果把社会理解为社会关系的集合,那么文化就是这些关系的内容;社会强调人的构成、人及其关系的结合,而文化强调积累资源的组成部分,即人们继承、使用、改变、积累和传播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类学经常以社会文化为前缀,这与美国文化人类学不同。
利奇继承了福斯的分析,但突破了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分析的静态模型。他将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思想扩展到民族研究领域,认为社会的边界并不总是与文化的边界一致,两个文化不同的群体并不一定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文化特征,如语言、服饰和仪式,可能只是各种结构系统不同部分的象征性标记。利奇在他的经典著作《缅甸高地按政治制度划分的克钦社会结构研究》中,用一个动态平衡的钟摆模型挑战了旧理论,即在以前的民族研究中,民族群体是一种客观静态的文化现象。挪威学者f .巴特为民族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他的族群边界理论的核心贡献在于指出,形成族群最重要的是族群的边界,而不是语言、文化和血统的内涵。持有文化客观主义的民族研究者只能解释特定时间节点上民族的某些文化特征,而不能解释社会结构和成员身份的变化。在现实中,族群以互动的关系存在,没有不同族群的意识,就没有对我族群的认同;没有边缘,就没有核心。中国当代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科做了一个更生动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时,实际上是它的边缘使它看起来像一个圆。
李军师从利奇的缅甸高原研究出发,在肯定维护和坚持文化差异可以成为表达社会关系的仪式行为的基础上,补充了东非的田野资料,将民族研究引向冲突领域。正如它的标题所示,《为什么是敌人》聚焦于冲突的原因。李军师认为,由于各民族在交往过程中会不断改变自己的民族特征,甚至敌对的一方也会随着交往的深入而变得越来越相似。那么,声称历史和种族导致种族冲突似乎是不可靠的。
以语言为例,这通常被认为是最直观的种族表达。似乎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会更容易团结起来。以当代非洲为例,李军师指出:作为非洲最失败的国家之一,索马里在民族和宗教信仰上是最同质的;肯尼亚是一个拥有29种语言和许多民族的邻国,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也为利奇在缅甸掸邦的研究增加了一个例子。利奇指出,克钦人在语言上过于保守,甚至一小群住在掸邦市场旁边并参观该市场的人也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其他人似乎愿意改变他们的语言,比如换衣服。因为和邻居说同一种语言表达了他和他们的团结,而说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社会距离甚至敌意。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使用共同的语言是子群体表达一致性的一种方式。
以宗教信仰为例。通过对非洲伊斯兰教的研究,李军师指出,在伊斯兰教扩张的初期,它倾向于容忍差异。随着教师人数的增加,他们倾向于采取清洁和排外的态度。这解释了宗教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出现。在最近引入伊斯兰教的地方,对于是否应该禁止本地啤酒作为火腿(字面意思是棕榈酒),总是有不同的争论。在宗教法规收紧的地方,禁忌将扩大到所有种类的毒品,包括智能茶(一种温和的咀嚼用麻醉剂)和烟草,其他形式的享受将在不同程度上被禁止。这是因为,随着宗教信徒数量的增加,仅靠穆斯林身份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权利,所以人们需要提高美德的门槛,把自己放在更高的层次上。
此外,仪式、标志和身份标记等文化因素只是政治修辞的原材料。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敌意甚至冲突呢?冲突和种族认同之间有什么关系?李军师在对非洲近30年的实地考察和反思的基础上,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指出,当某个群体被强行划界、驱逐或需要与其他群体结盟时,人们对我们这个群体的界定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区分比以往更加严格,特别是在冲突之后,民族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敌意。冲突的本质是对资源的竞争和对自己胜算的估计。当某个地区的某个群体需要与其邻居进行战略性互动时,就会出现包容和排斥的行为。人们计算成本收益并决定一定数量的盟友,这是经济学能带给我们的最远的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想解释我们与谁结盟以及在什么借口下结盟,我们需要引入身份的研究。盟友的选择通常基于他们之间是否有认同感。人们倾向于与具有相同语言、文化和信仰的人结成联盟。李军师把这种经济学概括为社会学,把社会学概括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决策理论。
因此,解决冲突必须通过复合手段,而且有必要接受差异以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虽然一个族群内部的符号意义不能完全传递到跨族群的背景中,但是在一个共同的元文化中可以形成一个理解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不同的文化可以交流。
这使人们想起了美国国家政策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从大熔炉到沙拉碗的变化。熔炉背后的逻辑是同化,无论你曾经是铜还是铁,你都必须在美国精神的熔炉中熔化;不能被同化的印第安人被困在保留地上。随着20世纪60年代肯定行动的实施,肤色决定社会地位的种族隔离制度成为历史,同化政策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文化多元主义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个国家逐渐淡化其政治意义,成为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身份。关凯还在他的《种族政治》一书中指出,美国正在悄悄地减少基于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同化的火焰。虽然多元文化主义尚未被正式视为一项国家政策,但它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主流意识形态。源于种族群体的文化多样性不仅不再被视为对主流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的威胁,而且常常被描述为美国文化的魅力,这使得这个国家的大熔炉看起来更像一只温和的萨拉德猫头鹰:尊重文化多样性以抵御全球化的压力。
这种从大熔炉到沙拉碗的调整背后是人们对差异理解的改变。正如李军师所说,差异常常被单方面理解为冲突的根源,因此努力融合文化差异往往被视为制造矛盾。基于差异的民族主义也倾向于唤起对立和差异的历史基础;他们首先假定族群有特定的尊严,并断言这种尊严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这种讨论忽略了通过接受差异实现更高层次整合的可能性。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敌意与当代种族冲突的强度无关,更不用说冲突的起因了。我们应该承认差异的存在,因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只有当文化群体之间的界限被操纵和利用时,它才会成为暴力冲突的导火线。
标题:何故为敌:差异性必然引发族群冲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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