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关键时刻:从新供给形成到供给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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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放松行政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约束，引导要素从供给老化的行业向供给形成和扩张的新行业转移，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进入新的供给扩张周期，重新获得增长动力

2017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第二季度超出预期。但是，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出现回落迹象，经济稳定基础不牢。中国经济会再次走下坡路吗？我们什么时候能开始一个新的上升周期？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新供给形成到供给扩张的关键阶段。只有深化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促进供给升级，成功完成新旧动能的转换，中国经济才能进入供给扩张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

从传统周期理论到新供给经济周期的早期工业社会，产业结构相对简单，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政府对宏观经济缺乏必要的干预，经济周期波动剧烈。例如，从1788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到1929 -1933年的大萧条，西方经历了十几次经济危机，每次都伴随着大量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和价格暴跌。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是相对过剩生产的经济危机。

在工业社会中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国家的经济仍会有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甚至负增长，但经济波动的强度、对生产的破坏以及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远没有工业社会早期那么严重。例如，1957 -1958年间，美国经历了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商品滞销，库存增加，但没有造成大规模企业破产和失业，价格表现相对温和。在此期间，经济波动的强度大大降低，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高度复杂和多样化，一些行业供给不足，一些行业供过于求，成千上万的行业发生了变化，这可以有效地对冲行业之间的风险。同时，与原有的封闭市场相比，贸易和分工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宏观供求波动的风险，有效地平抑经济波动。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收入分配的极端现象得到缓解，工业化成果惠及更多的人，中产阶级逐渐形成，生产相对过剩不再明显。在这一阶段，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个心理规律的作用下，经济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呈现出较温和的衰退。

相对过剩生产的经济危机理论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周期理论在各自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在工业社会的后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进入了富裕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房地产开发经济已经转变为财产经济，耐用消费品的更新速度也有所放缓，低值易耗品和快速消费品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业等服务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此外，宏观经济风险的特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2008年，战后爆发了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出现持续的经济负增长、大规模企业倒闭和大规模失业，只出现了失业率的适度上升和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表明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力大幅下降。

根据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在产业结构变化、消费升级和社会再分配制度调整的影响下，边际消费倾向和资本边际效率不再显著下降，而宏观经济仍呈现周期性下降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供给结构老龄化经济的下降趋势。

一个完整的新供给经济周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如果一个经济体中的大多数行业都处于新的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那么这个经济体就会充满活力，经济增长率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上；相反，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有更多的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经济的活力就会下降，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整体运行趋势就会下降。

在中国经济的关键阶段，当前中国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供给正在老化，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持续下降。一个单位的有效供给只能造成需求萎缩，这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已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降至2016年的约6.7%。

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呈现典型的供给扩张特征。从供给结构来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钢铁、公路、房地产、汽车和家电等供给扩张型产业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008年后，中国的供给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开始由上升转为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开始上升，中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此前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钢铁、房地产和汽车等供应扩张行业已经进入供应成熟期。虽然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并没有增加，整个经济呈现出供给成熟期的特征。2010年后，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加速下滑，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大量闲置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利用，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经济进入供给老龄化阶段。

自2016年以来，随着滴滴出行和共享自行车等新供给的形成，中国经济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逐渐提高，这导致了中国经济的稳定。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形成新供给到扩大供给的关键阶段。以产能过剩为代表的老龄化供给不断退出，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高，价格水平仍有下行压力，但已开始企稳。

从新供给的角度来看，华为、微信、阿里巴巴、高铁等新供给扩张行业逐渐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领导者，新供给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显现。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飞行器、新社交网络和电子娱乐、基于互联网的汽车共享和共享自行车等新的供给形成产业也在扩大，知识软产业、信息软产业、文化软产业、金融软产业等服务业的比重也在迅速上升。2017年7月，中国新经济指数(nei)为31.5，即新经济投入占总经济投入的31.5%。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的市场交易额约为3.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参与共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新兴产业投资高速增长，增速快于传统产业。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快4.5个百分点。新供给和新动能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以新增供给为主要产业支撑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广东等地经济转型取得初步成效。以北京为例，2017年上半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0198.2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第三产业占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的82.2%，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

由于供给老化，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下降，许多行业的产销率持续下降一段时间。自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整体供给创造需求能力开始提升，产品产销率开始企稳回升，部分基础原材料产能利用率也开始回升。

随着老龄化供给的不断清理，以及城市化后期和工业化边缘扩散效应的拉动，传统产业对经济的影响预计将趋于稳定。价格水平仍有下行压力，但已经开始企稳。自2016年以来，cpi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核心cpi仍稳定在2%左右，未来消费总体稳定。

老龄化供给给经济带来的下行压力逐渐减弱，新供给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逐渐凸显。然而，根据三分之一的新经济，年增长率约为12%，新经济需要大约六年时间才能比现在翻一番。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在总量上仍有一定差距，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上行周期。现阶段，经济稳定的基础还不牢固。如果上游商品继续暴涨，挤压下游企业的利润，融资成本急剧上升，房地产灰犀牛风险导致投资增长率非线性下降，使得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失去良好的宏观环境支撑，可能影响新供给扩张的进程，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上升周期。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教训值得高度重视。在上一轮供给扩张周期中，以汽车、家电和半导体为代表的供给扩张产业给日本带来了30年的经济增长周期。然而，随着互联网、新产业等新技术的发展，日本未能及时将要素引入新的供给形成领域，导致日本长期依赖汽车和家电的老龄化供给，经济增长难以走出老龄化供给阶段。目前，夏普、东芝等供应老化的代表性企业纷纷陷入经营困境，日本经济面临更加艰难的前景。

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大从旧动能到新动能的转换往往是一个破坏性的创造过程，这将不可避免地对老化供给产生影响。Iphone创造了新的需求，相关产业链推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而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等老供应商正面临退出的命运。同样，当互联网汽车服务等新供应创造新需求时，传统出租车公司的生活也不如以前。

由于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大必然伴随着旧供给的退出，所谓的去产能和去库存在经济逻辑上也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市场化的顺序应该是:首先是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大，然后是要素向高回报的新供给部门的流动，最后是供给老化能力的退出。因此，培育新的供给、新的动能、减容减载至少是两条同向并行的河流，只有两条河流合二为一，这意味着供给升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反，只是关闭或停止生产或限制产能过剩或老化企业的生产，并不是供应升级。

通过深化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可以加快要素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行业向新的供给形成和扩张的行业转移，推动供给进入新的扩张周期。经济进入供给扩张周期后，新的供给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一个单位的供给可以创造N个单位的有效需求。

从短期来看，高行政成本、高融资成本和高税收成本是行政供给的三大制约因素，保证了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复苏势头。一方面，它减少了监管和行政垄断，放宽了市场准入，减少了行政审批。例如，北京出租车的牌照限制造成了北京出租车长期难行贵的痼疾，滴滴出行等新供给的出现，调动了汽车、司机等因素，通过共享经济进入城市旅游市场，解决了出租车难行贵的问题。如果更多的关键领域可以放松管制，将会释放更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税收成本，为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大提供资金支持。按企业信贷总额70万亿元计算，每降低一点融资成本，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可增加7000多亿元，对经济有明显的正拉动作用。减税也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税收每减少1个百分点，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企业扭亏为盈，焕发生机。

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未来并不取决于那些供给老化的行业，而是取决于哪些新的供给将创造哪些新的需求，以及未来将形成多少新的动能。通过解除要素供给约束，可以增加总要素供给，降低要素供给成本，提高要素供给效率，优化要素供给结构，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全面提高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的总供给和供给效率，降低劳动力成本、地租和资本成本，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提高创新效率，降低技术成本，提高管理效率，降低制度成本，让五大财富来源充分流动。

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大是供给升级的真正驱动因素。只有放松行政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约束，引导要素从供给老化的产业转移到新供给形成和扩张的产业，再由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成功完成新旧动能转换，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进入新的供给扩张周期，重新获得增长动力。

(滕泰柳海兵/文，作者单位:万博新经济研究所；编辑:袁满)

(本文首次发表在2017年8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