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视中国国情的主权评级将被时间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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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里，主要的国际评级机构已经看到了看不起中国的趋势。2017年9月21日，标准普尔宣布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并将其前景调整至“稳定”。自2016年3月以来，穆迪还两次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正如标准普尔和穆迪未能准确预测之前的金融危机一样，标准普尔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也是不明智的，其依据和准确性也无法让国际社会信服:主要是因为其西化，其数学和物理评级逻辑需要修正，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理解需要深化。同时，作为一家国际评级机构，其独立性和问责机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需要改进和完善。

首先，混淆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评级和主权评级

主权信用是从国家间经济关系中抽象出来的信用概念。信用评级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是国家金融市场建设的基础，解决了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权威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结果决定了主权国家发行的金融产品的价格和融资成本。评级机构下调主权国家信用评级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市场恐慌，增加国家融资成本，并可能严重导致一国经济恶化，从而陷入主权评级不断下调的恶性循环。例如，国际评级机构不断下调希腊和其他国家的主权评级，导致其主权债务危机恶化。“亲周期”和忽视国家发展的评级策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但这一次，S&P下调中国主权评级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外汇融资规模相对较低。

S&P下调评级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评级和主权评级的关系。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评级的评估对象是企业违约风险，债务融资的主权评级对象是中央政府，主权评级债务是指以中央政府为债务人、由政府信用支持的债务。中国政府201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7年中央财政工作会议和此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重要法律法规明确界定了政府债务的界限，明确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与中央政府债务的关系。此外，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的外国债券和欧洲债券的外币融资规模小于本国货币债券，因此不存在所谓的违约风险，也不会出现希腊等主权债务违约事件。

第二，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评级目的和评级独立性值得商榷

“次贷危机”后，学术界和业界在反思危机扩大的原因时，都认为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主要是因为它们失去了作为评估中介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丧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评级机构参与金融产品的设计和分销阶段。为了方便虚假高评级的发行，大型评级机构很容易越界，成为产品的实际承销商，失去了客观、公正和中立评价的可能性；第二，由于评级机构的结构性产品发展迅速，它们将金融产品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打包在一起，甚至在业务活动中操纵国际金融市场，最终会分散风险，演变成金融危机，而评级机构本身也会获利。

信用评级机构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中介，为市场提供重要的信用信息，逐渐获得被评估公司、投资者和监管当局的信任和依赖，成为带有部分监管色彩的市场参与者，其权力也相应扩大。然而，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缺乏与其角色和地位相匹配的问责制度，这使得评级机构长期置身于法律监管体系之外，助长了其滥用评级权。因此，缺乏制衡的评级机构滥用主权评级的权力，使其评估不具有持久的可信度。这一次，标普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的依据及其“看看空中国”背后的动机仍值得深思。

第三，中国去杠杆化、风险防范和改革的经济风险总体可控

截至2016年底，中国政府债务负债率为36.7%，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2017年，中国政府的赤字率计划安排在3%，这符合欧盟标准。两项指标均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体可控；当债务危机发生时，希腊的债务余额赤字率为12%，赤字率为110%。

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和协调。此外，自2016年以来，中国金融系统开展了广泛的自我检查和自我纠正运动，以降低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和防范风险，取得了初步成功，表明中国决心降低金融服务的杠杆率。与此同时，随着一系列重大政府措施的实施，国有企业、财税、金融、价格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继续扎实推进，新动能的培育和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协同推进。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然而，新经济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将发挥重要作用，现有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不能用来抹去其对风险防范和结构调整的贡献。市场最终会验证我们风险处置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时间最终会对改革效果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总之，在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深入了解的前提下，国外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信用评级降级过于草率，缺乏独立公正的评估体系，不太适合中国的金融风险评估。

有鉴于此，建议外国评级机构:抱怨太多总比防止肠破裂好，并密切关注它。时间将证明其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的错误和不合理性。中国还将围绕增加消费、弥补不足、增强后劲、以更稳定的改革步伐防范风险，实施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以实际行动对评级做出最强烈的回应。(华夏银行研究员李(诊断单元60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