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搬迁后如何做好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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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贫困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中仍有约1000万人的硬骨头没有被啃掉，这是与贫困作斗争的一个难点。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第一大项目和标志性项目，2016年将有249万人搬迁到扶贫项目，2017年将有340万人搬迁。目前，一半以上的扶贫搬迁项目已经完成。这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功经验，存在哪些问题需要检查和弥补？搬迁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从三峡移民到22个省的1000万人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农村经济与区域发展部主任、研究员王延华曾担任国家“十三五”扶贫搬迁工作小组组长。她告诉经济记者，扶贫搬迁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三峡移民。1982年，甘肃的定西、河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发生了干旱。人们无法生存，许多人乘火车逃离。为此，成立了三峡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项补助资金，将全村的当地居民转移到河套灌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一措施取得了很多成效，如解决了人们的生存问题，保护了生态环境，减少了贫困。8月7日扶贫后，异地扶贫搬迁被列为扶贫措施之一，并继续推进。2001年，异地扶贫搬迁从内蒙古、贵州、云南和宁夏扩大到17个省，到2015年，有680多万贫困人口搬迁。

扶贫搬迁人员集中在我国水土资源严重错配、生态环境脆弱、水、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高发的地区，如青藏高原、西北黄土高原、西南石漠化地区、东酸性土壤地区和高寒地区等。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是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严重不足，水土一方不能支撑另一方。但是，由于远离中心城市，资源缺乏，基础设施条件差，企业不愿在这些地区登陆，经济缺乏活力，从而形成了贫困-基础设施条件差-企业不愿投资-经济发展-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

从居住地域分布来看，它涉及全国22个省(区、市)的约1400个县。经国务院扶贫办扶贫开发建卡信息系统核实，最终确定农村贫困人口约1000万人需要搬迁。鉴于上述地区的实际情况，第十三个五年扶贫计划为1000万人的脱贫提供了一剂强有力的良药。

本轮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提出了三大措施。首先，确保在2020年之前将帮助穷人和搬迁的所有人都包括在搬迁计划中；二是严格控制动迁安置用房人均档案卡面积在25平方米以内，总投资约6000亿元，使动迁人没有负担；第三，针对丧偶、孤独等丧失劳动能力的特定人群，我们可以建设集体产权的幸福家园等。，以确保最困难的家庭可以无忧无虑地搬到一起。让想搬家的穷人一路走下去，不要让任何穷人落在后面。

搬迁支持是前所未有的

新时期异地扶贫搬迁的标准、资金、力度和范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农业大学农业问题研究所所长朱祁镇告诉《经济学》记者，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很好，实施力度很大。对于一个地区的穷人来说，为了自我发展而改变到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贫困的面貌。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王三桂对《经济学》记者说，过去由于资金的限制，每个人只能得到4000-6000元的补贴，而被拆迁的家庭负债累累，或者没有能力搬迁，造成了“搬富不搬穷”的局面。目前，人均投资(包括基础设施费用)已迅速增加到6万元，家庭债务总额不到1万元，人均收入不到2500元，大大减轻了贫困家庭的负担。剩余资金的转移也可以导致工业发展。

过去拆迁人均建筑面积为40-60平方米，但现实中没有严格执行，现在严格按人均25平方米执行。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尊重贫困户的意愿，采取分散和集中搬迁的形式。那些能够去城市的人可以去城市，或者选择去移民新村、当地小城镇、工业园区、旅游景点和乡村旅游区的安置点进行扶贫。

这次搬迁的目的是摆脱贫困，更多的是强调后续产业和公共服务能否相互跟上。城市化和搬迁，通过引入公司培训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就地安置与工业扶贫相结合，通过土地流转、资产分红和合作社增加农民收入。

过去，住房建设是异地扶贫搬迁的主要项目，这次异地扶贫搬迁的投资范围更广、更全面。除建设动迁安置用房外，还应充分考虑动迁安置区的水、电、道路、垃圾、污水处理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动迁安置点周边的学校、环卫等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对移民安置区内有土地整理条件的土地和移民区内废弃的宅基地进行整理、恢复和再利用，对移民区内不能利用的土地进行生态修复。

除了国家确定的1000万已建档建卡的贫困人口外，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和非贫困农民需要同时搬迁全村。2016年9月，当国家发布国家第十三个五年扶贫搬迁计划时，647万同时搬迁的人被纳入了搬迁计划。

搬迁面临困难和挑战

根据“十二五”扶贫搬迁抽样调查数据，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增加4000多元。转移就业的，农民工人均年收入1万元以上。移民区的生态效益明显提高，搬迁项目也消化了建筑业的生产能力，群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观念更新速度明显加快。

异地扶贫搬迁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重建系统工程，也面临着谁搬迁、如何安置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问题，直接影响到扶贫的成效。

王三桂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非备案户的同步拆迁人可以享受相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不能享受与贫困户相同的补贴。这部分资金缺口相对较大，而且存在一些矛盾。各地都强烈要求统筹扶贫搬迁资金。

然后是如何移动的问题。在一些地方，起点好，人们觉得一旦搬迁就很难了，所以直接城市化是可以的，但是相当一部分贫困家庭的生存能力不适合城市。过于激进的搬迁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如果搬迁后没有就业机会，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找到工作，这将导致进一步的社会问题。此外，一些地区反映人均住房面积小。如果建设超出标准，一方面，成本会增加，农民的债务会太高；另一方面，也将导致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资金减少，影响工业发展的后劲。

朱祁镇强调，资源的限制也是搬迁的难题之一，搬迁到中心村会导致人们迁入地土地等资源的短缺。然而，利用非农手段解决就业远非穷人的素质，这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相当多的贫困家庭是年老、虚弱、生病和残疾的，他们既没有技能也没有知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所能提供的公益工作是有限的。解决他们的后续收入问题是一个难题。

记者了解到，陕西省勉县富川镇骆驼巷村71岁的张明双和59岁的张明九已经拿到了扶贫动迁房的钥匙，住房条件有所改善。但是，月收入超过250元的低保和林业生态补偿可能仍有后顾之忧。最初，在村子里养两头猪，种6英亩玉米地，一年仍能挣3000多元。一旦你搬到楼上，如何继续你的生活还有待于政府实施改善相关政策。

客观上，搬迁涉及到住房、就业、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难题，妥善安置和摆脱贫困难度很大。然而，有大量的人需要搬迁，摆脱贫困的时间紧迫，任务繁重。2016年，全年搬迁人数超过过去15年的三分之一。许多地方在第一年就这样做了，经验很少，后续行业仍在规划和建设之中。

综合各种因素，异地扶贫搬迁后续力量投入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协调不足，配套政策不完善是异地扶贫搬迁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王延华指出，在实际调查中，各地扶贫工作的力度、关爱程度、配套政策以及协调实施的能力也直接影响到搬迁的效果。例如，贵州省有130万人需要脱贫。早在2012年，贵州就开始规划全省发展，吸引人才和企业，建设工业园区，以拆迁户为就业主体，开展产业安置，不仅解决了工业园区的就业问题，而且恢复了生态，科学开发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资源。

搬迁后，后续发展更为重要

搬迁不是简单的位置移动。如何解决后续问题，保证移民搬迁后的生活和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是移民搬迁的最终目标。

朱祁镇说，城市化和搬迁后，农民的生活成本显然要高得多。从收入来源来看，很难再利用原有的土地。即使可以利用，也会导致农民不愿意搬迁，因为他们离土地太远，或者将土地转让出去，但却失去了种植和养殖的原始收入。因此，在一些地方，农民不想在新房建成并搬迁后交出旧房。如果产业发展或收入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一些贫困家庭甚至在集中点建成后也不愿意搬迁。比如，宁夏生态移民的入住率只有60%到70%，有的房子只占不到地方，使得政府投入的资源变得无效和浪费。

朱祁镇向记者讲述了浙江省松阳县冯凭乡沿坑岭头村的例子。这个村庄原本是最穷的村庄之一，整个村庄的搬迁已经计划好了。一天，当这个村庄即将消失时，一位美术老师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老房子、柿子树、崎岖的山路和山脉都成了天然的油画。在过去的两年里，7000多名美术老师和学生来到这里写生，这个村庄已经成为中国著名的画家村。有了游客，整个村子的健康和无线网络服务都将升级。在B&B，商店和农产品(000061，诊所存货)都转化为收入，沿坑的岭头村被评为中国传统的古村落，农民工也被吸引到村里创业。

王三桂说，在过去，扶贫和搬迁的数量也有报道。如果能感动这么多人，我们应该实事求是，调整一些不合适的政策。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地方产业，或引进企业和合作社统一经营，发展地方产业。如果人们离开他们的行业，他们还不如暂时就地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此外，搬迁不仅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考虑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学校教育、卫生和户籍迁移。一些省份同时制定政策，而另一些省份则落在后面。青海省湟源县的一户拆迁户向经济记者反映，他的父亲很容易就搬到了这个县，但他和他的父亲是在同一个户口，原来的农村房屋不得不被拆除，这导致了他在城市工作时没有房间住的情况。同时，拆迁也是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的重建，拆迁人的心理归属感需要重新培养。例如，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搬迁得到了充分的评估，村里熟练的工匠担任监工参与设计和施工，增强了群众的归属感。

条件已经准备好了，怎么整合？

从事扶贫搬迁工作十多年的王延华说，她最大的感受是国家为扶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政策。扶贫搬迁只是众多扶贫方式之一。如果能与其他扶贫资金和项目有机结合，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达到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和农村文化保护的多重效果。

云南省禄劝县西马塘村的贫困家庭张和其他51户人家从人畜共居的土坯房搬到了中心村的二楼，每个人都有一个晒粮台。在搬迁的同时，禄劝县计划种植8万亩三七、当归、白芍、草乌等中药材，数万农民参与种植，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

贵州西南部兴仁县的一个贫困村从老山区搬到了县城，同时引进了一家公司来转让土地，种植和管理当地特产薏米。人们仍然务农，但他们挣工资，不能工作，可以从事清洁和财产管理，而且村民的收入是有保障的。

四川苍溪猴桃基地集产业发展、旅游和资产收益于一体。提升农业产业，引进木材加工企业。拆迁户将在公园里找到工作。

湖南省凤凰县拉尔山镇杭卡村搬迁后，驻村队成立了苗绣公司，组织苗寨妇女订货生产，产品也出口到欧洲。实现了男人在外面挣钱，女人在家里挣钱的愿望。

贵州省册亨县种植甘蔗历史悠久。木棉树土产红糖专业合作社是大山小农户创业团队在桑娜村孵化出来的，依靠科技提升原有土产制糖工艺。过去最多卖5元的红糖现在可以卖到100多元，现在还是供不应求。村里种植甘蔗的普通人(603883)变得富有，并吸引了20多人回家就业。由此可见，提升原有产业、打造特色、提升附加值是关键。

经过调查，王延华强调，要重视山区特色小品种的开发，加大研究力度，提高科技含量。例如，湘西黄牛长达400公斤，但牛肉的质量如此之高，吃了它的人都赞不绝口。当地黑猪做的熏肉也有独特的味道，但其他品种做不到，但这些产量很小。如果科学技术能够相互跟上，形成一个独特的生产领域，就可以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使这些珍贵的小品种得以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

朱祁镇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提出了振兴农村的战略，要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业、爱农村、懂得农村价值所在的专业队伍。拆掉物质载体很简单，但也拆掉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项政策，同时也要着眼于农村，避免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