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年画第六代传人:不是“娃抱鱼”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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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庆顺正在创作经典年画《莲年雄辩》。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明清街上，出售年画、泥人、剪纸、文玩的商店鳞次栉比。 几乎所有的店都有年画出售，但是用自古以来流传的工艺品手工制作年画的店越来越少，玉成号画庄就是其中之一。

这家小店很不起眼。 连“玉成号画庄”这块牌匾都藏在阴暗的屋檐下。 如果不请当地人帮忙，很难找到它。 店铺是两层小楼，一层店铺，二层作坊，面积也不大。

上楼后，一位接近古稀的老人在事件版前给年画上色。 他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传承人”霍庆顺。 举办展览，做个说明……正好过去的农历新年让爷爷很忙，稍微有空，霍庆顺又回到了庄画他最喜欢的年画。

“一看到年画就想画几画。 这是我的第二条生命。”据说67岁的霍庆顺拿起画笔会感到“年轻”。

政府支持年画的新生

杨柳青年画，全称为“杨柳青木版彩画”，生于元末明初。 到明永乐年，京杭大运河开通和漕运兴起，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集散地，杨柳青年画兴起。 清代雍正、干隆至光绪初期是杨柳青年画迅速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家家户户被染，家家户户丹青”的盛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杨柳青年画衰退，抗日战争时期损失惨重。

玉成号画庄创立于1926年，由霍庆顺的父亲霍玉棠和另一位老艺人韩春荣共同创立。 霍庆顺听老艺人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多次抢救、收集、发掘、整理，使杨柳青年画再次新生。

据霍庆顺介绍，1953年春天，中央文化部来了一位名叫李静森的女性，给杨柳青年画带来了再次发芽的太阳雨露。

李静森是坐火车来的，“杨柳青有年画吗？ ”。 她一下车就开始问，很多人说没了，但她没有放弃，从西街去了东街。 一位老人告诉她，霍家好像在东街开了一家画展，所以她来到了霍家。

霍庆顺家在四合院里，几个年画老艺人住在一起，李静森进来的时候，看着大家热烈地画画。 正如李静森得到至宝一样，她在霍家住了两天，详细了解了杨柳青年画的历史和现状。 “她告诉爸爸，你们这个画庄千万别凋谢。 组织过去破产研讨会的老艺人，继续快速发展。 我父亲很受鼓励，后来又吸收了几个老艺人，成立了互助组。 ”。

出发的时候，李静森问霍玉棠需要什么。 霍玉棠的回答很直接。 我没有钱。 李静森不到几天就给老艺人们发了500元。 和钱一起送的，还有纸，文化部希望老艺人们像现有的木版年画一样印刷10张送到北京。 “当时是一大笔钱。 父亲很兴奋。 旧社会不这么支持民间艺术。 他决心完成年画事业”

以前倒闭的作坊中有不少现成的木版，被放置在室外，被日光和雨曝晒的人决定租这些木版，也可以说是年画的传承保护。

租木版是霍庆顺亲手做的，只有4岁的他和大人们哭闹，必须一起去。 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搬木头的板子只能用扁担扛。 “一张木版有十几斤重，选三张的话就有八十、九十斤重。 大人已经没有时间抱孩子了。 ”。 霍庆顺说，大人赢不了他，只能让他拉着扁担的绳子一起跟随。

1956年，老艺人们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杨柳青画业合作社”，彼时在小四合院的门庭若市，各界人士来到这里参观。 霍庆顺回忆说:“当时中苏友好，还有苏联人来家里看年画。”

和父亲偷艺之后学艺

霍庆顺是家里的长子，在年画堆里长大的他从小就喜欢年画。 整天绕在艺人屁股后面，耳朵也挂了皮毛。 于是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霍庆顺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部年画作品。

“如果画完后马上给老艺人们看，他们会夸奖我，让我很开心，所以我请父亲来裱糊。 父亲戏弄我，要是不能只贴你这幅画就好了。 但是，我没有放弃，最后以大人的样子做了一个天棍，挂在了里屋的墙上。 ”。 霍庆顺对着自己的画看了一下午，说这是人生第一次自我欣赏。

尽管看着霍庆顺每天围着年画转，霍玉棠却从来没有主动对霍庆顺说“和我学年画吧”。 现在霍庆顺理解了父亲当时的苦衷。 “父亲来自旧社会，知道工匠的痛苦，他不想孩子受这种痛苦。 ”霍玉棠对孩子说:“不要为了赚大钱而画年画。”

但是，霍庆顺的“恶作剧”行为改变了父亲的态度。 “我们那时学校是半天制的，上午上课，下午参加学习小组，很早就放学了，回家后看到我爸爸和老艺人们在画画。 ”。 有一次霍庆顺发现爸爸刷了一半就出门了，大人以为我也在刷。

“试着涂了一张，觉得好就停不下来，把剩下的画都涂了。 ’感兴趣的是霍玉棠回来后没有注意到。 “两天后，父亲开始思考。 我问过院子里的人，这另一半是谁刷的，最后找到了我。 ”。

霍庆顺看清楚了，赶紧招募，闭上眼睛等着木板。 爸爸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没想到他在笑。 “你这个孩子是材料。 我告诉你吧。 ”父亲的鼓励至今仍在霍庆顺耳边，“父亲教给了我压纸、剪纸、印刷等所有步骤。 可以说我是从偷艺开始学艺的”。

说到老艺人教徒弟，有句话叫“教徒弟，饿死师傅”。 一些老艺人手拉手，害怕打碎自己的饭碗。 霍庆顺说:“虽然没有这种情况，但只要这位弟子真的想学习，任何一位师傅都不能落后。 如果弟子没有技术上的考虑，亲生父子也怎么样。” 霍庆顺看到很多老艺人教孩子技术，结果孩子学了一半就走了。 “扭了的瓜不甜，要说老艺人有多伤心，他最好告诉别人。”

现在，霍庆顺的次子霍树青也继承了父亲的位子，和他一起经营着这座“玉成号画庄”。 “对于我的下一代，我和父亲的观念一致，我不会强迫他们做这项工作，但我会把他们引诱到这个门，让他们自己领悟。 如果对年画感兴趣，那是好事，如果不感兴趣，再怎么强迫也没用。”

让霍庆顺高兴的是，霍树青承受了杨柳青年画第七代的担子，在年画制作上已经建树良多。

承担年画传承者的责任

1958年，在天津市文化局的领导下，杨柳青画业合作社与天津荣宝斋、天津德裕公画庄合并组成天津市杨柳青画社。 办公室的地方也从四合院搬走了，进了大院。 “因为1960年开始吃食堂的大锅菜，所以哪个公司的家人必须在哪里吃饭，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画社度过的。 ”。 这个大院也成了霍庆顺的第二个家。

1965年，霍庆顺就职，进入家具厂。 使霍庆顺高兴的是，他在家具厂干的是油工，负责上色，这为他学习年画的彩绘技术奠定了基础。

1966年杨柳青画社搬到市区，霍玉棠每周都能回家。 “文革”期间，杨柳青年画遭受毁灭性打击，多幅珍贵的古版、以前传入的年画原作被随意破坏、焚烧、丢失。 “我记得家里有很多年画被人抄写了年画的木版，并被当作柴火烧掉的年画。 那至今为止都是文化财产啊”霍庆顺深深地感叹道:“幸运的是家里有刚印上彩画的年画，有了坯子就不担心将来的刻版了。”

在家具厂，霍庆顺作为短短三年的学徒，响应国家的号召，参军了。 1973年，霍庆顺复员回家，但还是回到家具厂工作。 霍玉棠此时也回家了，一家人面面相觑，年画事业不得不搁置。 霍玉棠于1982年去世，临终前他还不能放下年画，要求孩子们继承它。

20世纪80年代，在政府的支持下，霍庆顺、霍秀英(霍玉棠的长女)和霍庆有(霍玉棠的次子)克服了一些困难，投入到了恢复杨柳青年画的工作中。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是父亲的委托，二是当时的年轻人不懂年画很着急。”那时的杨柳青走上大街随便向年轻人询问年画的事情，很头疼。

一位霍庆顺和一位年长的村民谈到年画时，对方说:“这幅年画里有什么，不是偶抱着大鱼，拿起笔，又上色吗？” 听到这句话，霍庆顺郁闷地说:“杨柳青年画除了人偶抱着鱼外，还有人偶、仕女、民俗、民间传说、神像共5种，各有数百种，但无论主题素材多么丰富，“年”字都不可缺少，这是我们难得的 ”。

自古以来年画的工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包括新闻稿发行、刻版、印刷、彩画、裱画五大技术。 “所有的技术都不简单。 人生中学习其中两个并不容易。 ”。 这句话霍庆顺一见人就说。

为了让身边的人了解年画，从1986年开始霍家人在春节假期举办免费画展，地点在自家四合院内。 “一开始只展示了三天，后来邻居觉得看不够，我们又延期了七天，然后直接延长了灯节。 ”。

1993年兄弟姐妹恢复“玉成号画庄”的老字号，为了让老百姓随时可以参观，在家里设立了画廊。 这个小小的家庭年画博物馆坚持到2002年四合院的拆迁。

2007年，霍庆顺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传承人”，成为传承年画文化的更大动力。 现在的霍庆顺除了经营图画庄外，还在杨柳青年画馆担任讲解员，有时还得在中小学上课，忙得不可开交。 霍庆顺说:“虽然我比退休前忙了，但我认为这是作为年画世家的责任。”

最近，霍庆顺与天津大学合作，将杨柳青年画带到了大学校园。 “让年轻一代认知年画，研究年画是我的传承人最应该的事”霍庆顺说:“我在年画世家，但年画文化不是我的个人。 那是大家共同的财富，对天津人来说，有你。 ”。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明清街上，出售年画、泥人、剪纸、文玩的商店鳞次栉比。 霍庆顺家在四合院里，几个年画老艺人住在一起，李静森进来的时候，看着大家热烈地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