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档教授 探索税改影响经济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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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经济学家的基本结论是，分析税制变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核心因素不是改革行动本身，而是政府首脑的讲话和最高权力机构(议会)的报告。对于大多数微观主体——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他们更容易获得可见、可听和易于理解的信息，而不是规范性政策文件。上述两位经济学家的杰出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分析税制变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基本框架，并获得了比以往研究更为可靠的结论。

分析税制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件大事。然而，作为他们自己的工作，经济学家并不十分清楚这个过程。可以说，长期以来，宏观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一直密切关注并致力于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再到约瑟夫·熊彼特，许多大师级学者都有代表，其他经济学家的文章也汗流浃背。不幸的是，报酬与收益不成比例，“包裹问题的黑匣子”还没有完全打开。更麻烦的是，现代市场经济诞生200多年来，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治理模式不断创新，各种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等)交替受到影响。)，这进一步增加了准确回答这个基本问题的难度。

201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和大卫·罗默(David Romer)在世界顶级经济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用一种全新的方法衡量了税制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过去的七年里，这篇论文被引用了1360次，是近年来宏观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两位经济学家的基本结论是，分析税制变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核心因素不是改革行动本身，而是政府首脑的讲话和最高权力机构(议会)的报告。对于大多数微观主体——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他们更容易获得可见、可听和易于理解的信息，而不是规范性政策文件。上述两位经济学家的杰出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分析税制变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基本框架，并获得了比以往研究更为可靠的结论。他们从过去一段时间政治家的演讲和政府报告中发现了税制变化的细节，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细节对当前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发现，这些讲话和报道明显不是基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从而避免了税收制度与经济的交叉干扰，成功地解决了长期困扰学者们的税收制度与经济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彻底更新了传统的宏观经济研究实践，并将类似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让我们回到现实。1986年，美国进行了全面的税制改革，并在2001年和2003年，在争议中两次推出减税计划。对于这一变化，经济学家之间仍有很大分歧。积极的观点是，减税不仅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还能积累长期发展动力；谨慎的观点是，减税将提高实际利率(企业规模扩大，投资增加，贷款增加)，同时降低消费者信心(预计减税将表明未来发展动力不足)，从而损害当前产出，并可能抑制未来增长。客观地说，这两种理论观点的推理没有重大的逻辑错误，关键在于税制变革的实际效果。这就是困难所在。

很难区分税收制度和宏观经济的变化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就像一片传统的农田被选择并通过机械化操作转变成一片现代的农田，从而生产更多的食物。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机械化作业带来了产量的增加。因为在被选中之前，这片土地可能比周围的其他地块更肥沃，更适合种植庄稼。机械化只是锦上添花。事实上，税制变化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与上述故事非常相似。很多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实施税制改革往往是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来判断的。但是，未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不能完全说是由税制改革产生的。也许没有税收改革，经济发展比选择改革更好。这也是过去的研究不能总是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

此外，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会因许多外部因素而发生变化。科学研究最怕多因素混合。例如，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必须增加税收，例如，为了应付经济衰退或进行对外战争，例如，通货膨胀预期增加或股票市场剧烈波动等。，所有这些都是调整税制的理由。当我们不能穷尽和消除税制变化背后的影响因素时，税制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将变得更加模糊。也许这就是罗默家族的天才。他们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可以整合导致税制变化的各种因素，并且不受以往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阐明税制变化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是政府首脑的一系列讲话和国会发布的各种报告。由于讲话和报告能够高频率、全面地反映税制改革的具体细节和推进过程，因此能够对宏观经济产生持续的影响。使用他们发明的框架来测试过去的研究，其可靠性比传统方法高得多，并且错误率大大降低。两位顶尖学者采用的研究框架非常简单，甚至没有复杂的宏观理论模型。在今天的经济研究氛围中，依靠数据主宰世界，理论高度数学化，简单性更值得称赞。

也许大多数人不知道是什么激发了罗默夫妇进行上述研究。早在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提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的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2010年8月5日，由于需要照顾即将开始高中生活的儿子，罗默宣布辞职，回到加州继续教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近20个月的白宫工作中，罗默已经深刻理解了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的关键细节。尽管她和她的丈夫是世界上享有长期声誉的顶级经济学家，但作为美国总统的经济智库负责人，弥合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差距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凭借学者们敏锐的洞察力和重要职位信息的便利，他们将理论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并重新开拓了research/きだよ/in这一领域的广泛领域。

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是，在世界上许多顶尖大学的经济系里，都有许多教授关于情侣的知识。当他们中的一个人收到在大学教书的邀请时，通常提出的第一个条件不是待遇和工资，而是夫妻双方是否可以同时被录用。据说大卫·罗默很早就出名了，并被邀请加入哈佛大学，但哈佛不同意克里斯蒂娜的申请，大卫也没有上任。据笔者了解，在加州的主要经济系中，除了上述两个系之外，著名的夫妻教授有:伯克利的珍妮特·耶伦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和乔治·阿克洛夫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自圣地亚哥的罗杰·戈登教授和米歇尔·怀特教授(他们于2001年从密歇根大学经济系一起搬到圣地亚哥)；圣迭戈的詹姆斯·汉密尔顿教授和马·乔瑞·弗拉文教授(均为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硕士)。或许，与其他独自工作的学者相比，夫妻相互依赖的学术生涯更有利于研究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