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正进入集中多发期，摸清家底难在何处?

本篇文章4051字，读完约10分钟

解决土壤污染控制问题

◆土壤污染正进入一个集中和频繁的时期，中国因污染而退化的土壤数量在增加，范围在扩大

◆它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突出缺点

◆要真正了解土壤污染的背景:调查时间跨度大，调查方法不统一，调查精度相对较低，难以准确掌握土壤污染的分布情况

近3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高度密集，我国土壤污染退化的数量和范围日益增加，土壤污染正进入一个集中和频繁的时期。

“中国土壤环境的总体状况令人担忧，一些地区的污染更为严重。”近日，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赵英敏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题讲座上发表讲话。

“土壤污染除了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和不可逆性的共同特征外，还具有基数大、类型多、面积广、污染信息不清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静告诉《王维新闻周刊》记者，土壤污染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突出缺点之一。

你对土壤污染了解多少

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扩散和稀释极其缓慢，一旦土壤被污染，它将永远持续下去。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土壤地理学家赵其国在2009年接受《王维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到20世纪末，中国被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3亿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6，其中1000万公顷(1.5亿亩)受到工业“三废”的污染。

2005年至2013年，中国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土壤环境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令人担忧，工矿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调查结果也表明，我国农业用地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农田土壤点超标率为19.4%，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林地和草地土壤点超标率分别为10.0%和10.4%。

此外，典型地块及周边土壤污染较为突出。在690家重污染企业及其周边地区的5846个土壤点中，超标点占36.3%；81个工业废弃地的775个土壤点中，超标点占34.9%；在146个工业园区的2523个土壤点中，超标点占29.4%。

“全国土壤点总数超标率为16.1%。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有16.1%的土壤污染物超标，而是代表了土壤超标点占调查点总数的比例。”周静说，由于整体点比较稀疏，每个点只能代表该点周围部分地区的土壤状况，而且土壤污染也不均匀，因此很难给出准确的土壤污染面积数据，只能从宏观角度反映中国土壤环境质量的整体状况。

据受访专家称，由于调查时间跨度长、调查方法不一致、调查精度相对较低，很难准确掌握土壤污染的分布情况。要进一步摸清农业土壤污染的面积和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掌握重点行业和企业污染土地的分布和环境风险，真正摸清土壤污染源。

2016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壤十条》)，提出开展土壤污染详细调查，并规定2018年底前要查清农用地土壤污染情况，2020年底前要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污染情况。

“在有限的资金和时间内对土壤污染进行详细调查是一项挑战，只能进行相对详细的调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专家向《望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详细的调查涉及如何分配点，这些点应该具有代表性，因为调查的点最终将被转换为区域，还涉及重污染、中度污染和轻度污染区域的划定。

“将来，每个点可能代表一定数量的英亩，但很难达到每平方米的精确度。”这位专家认为，在首次土壤污染调查的基础上，详细调查需要综合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和国土资源部的大量数据。在下一步中，可能还需要利用水利部门的灌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然后进行布点，确定污染范围。

土壤污染防治基础薄弱

土壤环境质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工业、矿业、农业生产等人类活动和自然背景的高价值是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赵英敏认为，土壤污染防治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基础薄弱，包括标准和法规不完善，缺乏土壤污染调查和评价、风险管理和控制、治理和恢复方面的操作标准和技术规范；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风险防控管理体系尚未形成。

以耕地污染土壤为例，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科学研究所所长沈告诉《新闻周刊》记者，截至2015年底，全国耕地总面积为20.25亿亩，因建设占用、灾害和生态恢复等原因，耕地面积每年减少约600万亩，减少的主要是优质耕地。一方面，耕地总量迅速减少，另一方面，农业用地污染加剧。农田污染在很大范围内主要受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包括以重金属为主的无机污染、以有机农药为主的有机污染以及不合理施肥造成的土壤污染。

例如，申说，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的耕地土壤污染控制和恢复项目中，他们通过种植重金属超积累植物来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从而降低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然而，在实践中，农田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的设计往往遵循我国现行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以土壤污染物的总去除率作为修复的目标依据。然而，一些农田重金属污染修复项目在有限的修复周期内难以满足修复要求，或者修复成本过高。

对此，周静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例如，我们在中国西南和大别山等贫困地区开展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工作。用于补救的资金非常有限。单纯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总量来设计是不合理的。”他说。

业内专家表示，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保护区域自然生态、保持土壤质量处于自然背景值的一级标准是“一刀切”，不能客观反映区域差异；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维护人体健康的二级标准，保证农林生产的三级标准和植物的正常生长，对指标的限值存在争议。

《瞭望》记者了解到，环境保护部针对上述标准不再适合实际需要的问题，于2006年开始修订工作。目前，该标准的修订版已经公开征求意见三次。

与大规模耕地污染相比，一些地区的严重污染主要是由工矿企业的污染排放造成的。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偏向，污染物排放总量接近或超过环境承载力，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突出。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主任顾告诉记者，工业污染土壤的修复方法一般包括生物、物理和化学修复方法，但在选择具体的土壤修复技术时缺乏系统的评价方法。“例如，土壤污染原位修复和非原位修复的评价方法是不同的。一些补救措施是清除土壤污染物，而另一些是用材料包裹土壤污染物。如何评价这些不同技术方法的修复效果顾认为，我国土壤环境的理化性质和背景值不同，制定国家土壤修复标准在理论上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的修复目标值是一个修复效果评价模型，适用于污染物从土壤中取出后的现场评价，不适用于利用水泥、粘土等材料将污染物固定在土壤中的修复技术。

众所周知，不同类型土壤中的污染物，如沙土和粘土，会表现出不同的环境风险。例如，沙土中的镉容易迁移，因此在修复过程中有必要降低镉的含量。粘土对镉有很强的固定作用，即使修复后土壤中的镉含量高于沙土，也不会造成危害。应该使用什么标准来确定工业污染土壤修复的成功？

风险管控是防控的主线

国际经验表明，污染预防、风险控制和补救的投资比例约为1:10:100。赵英敏指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仍处于初级阶段，应在坚持预防为主的基础上，牢固树立以风险管理为主线的土壤污染防治理念。

借鉴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土壤污染风险管理和控制的经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土壤十条》，对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做出了明确规定。

在农业用地方面，《土壤十条》要求对未污染和轻度污染的土地给予优先保护；轻度和中度污染被归类为安全利用，并采取调整耕作方法等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重度污染被列为严格控制，特定农产品的生产区域被禁止。严禁种植食用农产品。

在建设用地方面，《土石条》要求实施风险管理和控制，以防止暂时未开发的污染土地的污染扩散；实施风险管理和控制，以安全利用被污染的土地，将其开发和用于住宅、商业、学校、医疗和其他目的；如果风险评估确认不符合要求，则有必要进行处理和修复。

“污染土壤修复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整治过程中，地方产业应及时进行调整。在选择修复植物时，您可以选择一些有利可图的植物，如花苗和巨型杂草，以确保修复过程中的经济效益。”周静建议将土壤修复纳入扶贫开发项目，与农民脱贫致富相结合。

顾强调，“目前，国家和各省正在制定工业污染场地的筛选值，对可能存在环境风险的污染场地应进行调查。如果筛选值高于筛选值，则存在风险，需要进一步调查和评估，然后修复”。

据介绍，“一地一策”是污染场地修复目标值的常用做法。经过现场调查和评价，根据土地的未来用途，利用风险评估模型的逆运算得到修复目标值，该目标值也是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的可操作值。

接受采访的专家强调，土壤污染修复是一项成本高、时间长的工程，要建立稳定、可预测的资本投资机制，采取金融资本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和专业运营融资方式，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加快培育市场主体。

今年，中国科学院已拨款2000万元部署土壤重金属污染控制项目。“十三五”期间，有望为流域和省区土壤污染治理提出完整的技术方案。“我们对技术充满信心，而我们是否真的能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还有待于从制度机制方面进行探索。”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青表示，组织和实施希望与地方政府合作，探索以公私合作和社会资源的形式修复土壤污染。

专家表示，土壤污染的防治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持。我国现有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散见于《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业法》等法律法规中，大多是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缺乏详细的实施细则来明确污染土壤的管理责任、修复技术、融资机制和风险评估，因此不具有可操作性。

《土壤十条》指出，要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须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据悉，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已于6月1日实施，《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根据计划，防治土壤污染法草案应于今年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完成起草和审议任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无疑将有助于土壤污染的防治。(正文/《看报》新闻周刊记者阎永顺，发表于《看报》2017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