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农民：历史转折期中国农民的一些典型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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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公众，村庄和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守英

本文是作者为石庆华《山西农民行为的变化》所写的序言

我去上海交通大学开会时，石庆华教授让我为他们团队即将出版的刊物写几句话。因为我喜欢他不拐弯抹角地谈论山西的农民问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没有问他想要什么书。当我拿到手稿时，我大叫着把它放了进去！《山西农民行为变化》一书利用1986-2012年山西农村固定观测点的数据分析了农民的变化。我明白固定观测点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至今唯一剩下的宝藏。杜老的建立是为了观察和了解中国农民的实际情况，后来幸运地保存了下来。现在它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最系统、最连续的微观数据之一。石庆华教授和他的团队是使用这组数据最有成果的团队之一。你面前的这本书真的不能开始写了，因为你一页一页地读，一张一张地看。

中国的农村研究在改革时代经历了变革和辉煌的发展，但也陷入了所谓的“三农”时期，似乎受到了高度重视，却处于尴尬的境地。近年来，除了反映每年重要性的“一号文件”出台几天后的媒体解读外，被良心震撼后回到家乡的人们所写的乡愁词如潮水般涌来，对于这种低回报的行业，基于一线的观察和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一线调查和数据分析相结合更是凤毛麟角。石庆华和他的团队可以说是在这个领域努力工作的少数人。这个在花村的研究小组(说白了，它是一个由他的学生组成的历史学家班)，其成立的意图是认为世界上的中国人是一个家庭，实践来研究农民的行为和进化。基于对农村的一线调查和权威数据分析，经过15年的努力，他们收获颇丰。这个家庭搬回来的基金项目，发表的论文和赢得的荣誉在这里没有反映出来。真正让我羡慕的是，作为一个刚进入大学的新人，培养了一个继承了研究态度和风格的团队，花村家族的一员在交通大学安泰接受了洗礼，然后去了各种大学，并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合作，创作出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的作品。二是通过积累农民行为的大量数据，形成团队的核心竞争优势。他们从中国农村地区固定跟踪观测点的数据出发，通过不懈的实地调查，拓展了数据资源。他们建立的野外数据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避免了简单地用数据测试假设的游戏。石庆华教授和他的团队在花村的实践值得研究。

当听一些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专家讲话时，最难的是你分不清他的表达有多少来自农民，有多少是基于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陈述，有多少是他自己的想象，有多少是他想用农民的嘴为他说话，有多少是他为农民做的演讲。每次我在云里雾里听到这个消息，我都要回来和我家乡的人谈谈，看看我最熟悉的农民是否按他们说的做。石庆华团队的这项研究让我免去了这个麻烦。其中一个是山西人，不会因为陌生感而造成对家乡的感知偏差；其次，它们是基于家乡农民的簿记数据。有了这两点，山西农民行为改变的价值就在于此。

农民问题的研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命题。Chayanov小农户和Schultz小农户之间的争论导致了对农户的分析陷入两个相反的极端。根据我对农民的理解，基于农民面临的约束和他们的变化，农民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有时，它们是可生存的，有时是道德的，有时是斤斤计较的，它们不是静止的。本书选择的研究时期非常重要。30年来，中国农民经历了人地关系的松动、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变迁、农民离国离村、代际差异和公共政策矫正城乡关系的努力。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为研究农民行为及其变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基于山西在中国地理、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代表性，以其微观农民数据来呈现中国农民的历史变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本书的贡献在于根据翔实的资料给出了中国农民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一些典型事实。多亏了这个团队的硬数据整理和分析，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被提取如下。

(一)人与土地的松散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是观察中国农民的主线。在过去的27年里，山西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农户人均农地规模下降14.23%，农户经营农地比例下降9.02个百分点。农民之间的农业用地规模是有区别的，但小规模模式没有改变。2012年，家庭耕地平均规模为7.34亩，人均仅为2.10亩。与1986年相比，9亩以下农民增加了7.69个百分点，12-22.5亩农民减少了17.92个百分点，22.5亩以上农民增加了0.05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耕地的分散程度有所改善，农民管理的地块数量从1986年的7.58块减少到2012年的3.82块。近年来，农地流转加快，拥有转包收入的农民比例从2003年的4.55%上升到2012年的11.50%。

(二)粮食农业重要性的下降。长期以来，粮食不仅是国家政治，也是农民生存的保障。这些年来，微观学科发生了变化。农民农作物播种面积从1986年的11.05亩下降到2012年的6.17亩，粮食种植集中在玉米上，玉米种植比重从1993年的23.41%上升到2003年的50.86%。粮食生产劳动投入下降到30%左右，粮食生产收入占农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从1986年的30.64%下降到2012年的12.42%。农民家庭年末人均粮食余额从1995年的235.67公斤增加到2012年的304.53公斤，农民粮食生产比重从1995年的89.84%下降到2012年的86.75%。1986年，粮食收入占家庭总收入50%以上的农民占观察家庭总数的26.71%，现在已降至2012年的11.12%。

(3)不可逆转地离开村庄。好消息是背对天空面对黄土的农民的困苦已经减少，农民的平均就业时间从2003年的171.71天下降到2012年的152.25天。最历史性的变化是农民离开了村庄。从2003年到2012年，在村里工作的时间从52.04%减少到31.89%，在村外工作的时间从33.98%增加到49.39%。外来劳动力从27.30%增加到32.14%，就业收入从26.05元/天增加到82.80元/天。69.98%和23.14%的劳动力离开了村庄。然而，流向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县内比例从2003年的75.84%下降到2012年的61.92%，县外比例从2003年的18.83%上升到2012年的31.39%。

(4)人力资本与收入和回报密切相关。总体而言，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25年，仅次于初中水平。人力资本投资似乎是农民摆脱低收入陷阱的一种方式。1986年，所有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然后扩大到小学及以下。到2012年，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农民分别比平均水平高出13.37和20.98个百分点。1986年，高中及以上家庭人均收入比文盲和半文盲家庭高出25.61%，2012年高出66.82%。农业回报率低进一步恶化了这一领域的人力资本状况。从1986年到2012年，从事农业生产的文盲和半文盲户主从6.35%上升到11.96%，小学教育水平从36.30%上升到46.85%，初中和高中的比例分别从45.40%、11.96%下降到36.85%和4.35%

(e)收入增长波动。农民人均收入从1986年的409.57元增加到2012年的9997.40元，年均增长13.08%，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实际增长4.31倍。农民的收入增长也极不稳定，1986-1990年平均增长2.9%，1990-1995年略有增长，达到3.01%，1995-2000年下降到2.01%，2000-2005年两位数增长(15.85%)，2005-2006年下降。2010年，家庭管理占57.38%，工作收入占37.38%

(6)高度分化的农民。无论是理论假设还是公共政策，农民通常被认为是同质的。事实上，近年来，被冠之以小农的中国农民已经高度分化。1986年，40.42%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1000元，只有1.11%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以上。到1995年，1000元以下的农民下降到26.54%，5000元及以上的农民略有增加，达到1.80%；2005年，1000元以下农民比例为9.38%，5000元及以上农民比例达到18.43%；到2012年，1000元以下农民的比例下降到0.85%，5000元以上农民的比例达到62.19%。根据收入五分位数下欧元指数的变化，1986年欧元指数为6.44倍，1990年增至7.18倍，1991年为8.20倍，1997年为9.03倍，2001年为9.49倍，2009年为9.59倍。直到2012年，两极农民的收入差距才开始缩小。两种收入的农民消费水平的差距为116.54元，相对差距(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为1.36倍。到2010年，绝对差距已扩大到4310.51元，到2012年，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为2.74倍。

(七)随使用而变化的资产。总的来说，农民的资产大幅增加。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1987年的不到1000元增加到2012年的1万多元。然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役畜、种畜和生产用畜的比例从1996年的39.34%下降到2012年的11.18%，生产用房从1986年的17.48%下降到2012年的12.18%，农林牧渔机械从1986年的1.64%上升到2012年的12.24%，最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住房的变化。农民收入增加后，就可以建房子了。农民人均住房面积从1986年的18.33平方米增加到2012年的42.00平方米，砖木结构从2003年的74.46%增加到2012年的84.45%，钢筋混凝土结构从2003年的8.77%增加到2012年的13.95%

(八)第一城市的消费。城乡差距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结。然而，在农村人和城市人的权利、收入和机会越来越大的现实下，他们与城市人的消费是第一位的！农民人均消费支出1986年为339.54元，2012年达到4939.89元。第一，消费升级。在过去的27年里，山西农民的低层次消费者明显减少，高层次消费者明显增加。1986年，2000元以下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水平高达91.43%，只有1.21%的人消费超过5000元；截至2012年，34.40%的农民支出在2000元以下，15.55%的农民支出在5000元以上。第二，农民对食物等的基本消费有规律地下降。从1986年到2012年，粮食消费比重从56.08%下降到37.13%，但人均粮食消费支出从1986年的170.73元增加到2012年的1337.67元。此外，食物消费的货币化程度显著提高，现金食物消费支出从1986年的40.46%增加到2012年的74.41%。第三，服务消费增加。农民服务消费支出从1986年的96.96元/人增加到2012年的934.72元/人。增幅最大的是医疗服务消费(医疗费用)，从1986年的14.80元增加到2012年的278.23元。100-300元农民的人均医疗消费从1986年的1.81%上升到2012年的16.72%，300-500元农民的人均医疗消费从1986年的0.40%上升到2012年的0.40%。农民人均教育支出从1986年的27.77元增加到2012年的323.26元。其他消费增长明显，如农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从2003年的5.89元/人增加到2012年的50.71元/人，农民人均交通通讯支出从2003年的69.27元/人增加到2012年的312.96元/人。

本书对中国农民行为特征的分析远远超出了上述观点，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总结和提炼。对中国农民行为特征的研究是一个现实问题，是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础，也是告别基于农民同质性和不变性的理论和政策的努力。尽管中国农村研究的边际回报有所下降，但这一研究的价值丝毫没有下降。首先，这项研究对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在我近30年的研究中，我始终记得杜润生老人的话:如果农民不富裕，中国就不会富裕；如果农民受苦，中国也会遭殃；如果农民仍然古老，中国就不会现代化。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从农村向城市和农村转变。然而，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体对转型的重要性仍然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中国农民的改造，中国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二、本研究的学术价值。舒尔茨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上发表讲话时说，如果我们理解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将理解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则。我对此的理解是，经济学中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更有可能从农民身上找到真正的意义。只要经济学是一门分析人类行为的学科，对农民行为的研究仍然是它的起源。

在当前急于做出判断并给出建议的氛围下，值得称赞的是，石庆华教授的团队愿意在枯燥的数据中寻找一般特征。从我进入大学一年多以来的文献检索和对各种会议的观察来看，中国农村研究在方法和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一个好现象。然而，方法和技术的进步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民和促进公共政策的改进。石庆华兄弟的努力一直值得尊敬。尽管他在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显得愚蠢而刻薄，但他的本质是准确理解农民的行为。我尊重这位研究员对农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