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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刘丽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分化,美国经济复苏相对较快,日本和欧洲仍较弱,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增速正在逐步企稳。在这种背景下,商品市场终于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五年的熊市,价格已经见底,大宗商品市场再次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焦点。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黄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有效应对和抵消商品市场波动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就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增长方式转变,积极稳妥地实施以争取国际定价优势为核心的有效战略措施。
记者:由于商品贸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和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它一直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商品贸易体系的逐步建立和贸易市场的成熟,国际商品价格已经成为反映全球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影响各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那么,影响国际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黄:国际商品价格波动的主要解释变量包括经济基本面和金融方面。从金融角度看,在全球流动性的驱动下,国际商品市场的金融化特征日益明显。2003年至2011年,与商品相关的金融(衍生)工具投资需求大幅增长,相关资产价值从130亿美元上升至4500亿美元,远远超过实际消费需求。对石油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比较分析表明,投机性金融因素放大了基本面并引发价格上涨。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大大增加了市场流动性,从而推高了商品价格。就实体经济的基本面而言,全球总需求的扩大,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导致的实际和预期需求的增加,是推高国际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此外,不可再生资源、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的长期低水平投资、市场结构的垄断、地缘政治风险和异常气候等因素导致库存水平下降、生产率闲置和供需失衡,这使得商品市场更容易出现波动。
从长期来看,实体经济因素是影响国际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但从短期来看,国际投机因素是导致商品价格波动和金融化的重要原因。相关研究结果表明,2003年至2014年,实体经济需求和美元汇率是推动商品价格变动的长期因素;2005年后,投机因素日益突出,成为2006年至2008年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驱动力;2009年至2011年商品价格的上涨主要源于全球经济复苏和宽松的货币政策;2012年后需求不足和美元走强是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疲软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中国对国际商品市场的影响正在加强,但这种影响小于美国。中国并不是对所有商品都有明显的影响,其影响机制主要是总需求,而不是流动性。诚然,目前中国因素通过直接影响市场供求和库存对国际商品价格产生间接影响,而投机势力借助中国因素的投机可能是中国因素影响国际商品价格波动的更重要原因。
记者:未来有哪些具体因素会影响全球商品市场的发展?
黄:首先,全球市场已经经受了考验,实体经济已经复苏。自2016年以来,全球经济趋势基本稳定,呈现温和复苏趋势。同时,尽管受到中东和英国退出欧盟局部战争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经受住了考验,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复苏态势。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pmi指数走势可以看出,美国制造业pmi在年初率先触底,随后中国和欧元区的pmi在第一季度末开始反弹。美国和中国的制造业pmi已经站在50%的“繁荣与衰退线”之上,全球制造业复苏态势的基本确立为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和上涨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中国提振了需求,供求关系出现逆转。近年来,中国对国际商品市场的影响力正在增强。近年来,在“三比一、一减一补”的政策指导下,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钢铁、煤炭等长期产能过剩行业产量下降,企业和市场积极去库存化。在需求方面,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化倡议,大宗商品需求逐步稳定回升,市场供求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
第三,货币流动性过剩和廉价资金对市场的影响。经济周期和产业供求对商品市场的影响往往表现为长周期,而决定商品价格在短周期内变化的重要因素主要是货币因素,货币流动性的扩张和收缩对大规模资产的名义价格有显著影响。
记者:对全球商品市场前景的预测是什么?
黄::目前,全球经济已经适度复苏,美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也有明显改善。在稳定增长和供应方改革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经济正逐步显示出稳定的迹象。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势头稳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结构调整进程可能加快,这为全球大宗商品在实体层面的发展前景相对乐观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的确,商品市场的增长趋势和价格趋势不仅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货币和金融政策、市场流动性供应、工业供求和结构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方面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对全球大宗商品的未来发展相对乐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商品价格指数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16.2、115.7和115.3,其中2017年的变化率为16.1%。
总体而言,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的情况下,大宗商品需求方有望保持低速增长态势,而供应方在产能过剩退出、企业库存下降、减产限产协议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可能会进一步萎缩。未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将相对乐观。此外,一些商品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影响,如美联储加息的加速、欧佩克减产协议的失效、突发的自然气候灾害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等,也值得关注。虽然商品价格呈缓慢增长趋势,但波动的频率和幅度预计会增加。
记者: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商品的最大消费国。如何有效应对和抵消国际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黄:中国不仅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而且要从维护国家经济和战略安全的角度,实施以争取国际价格优势为核心的有效战略和政策;
首先,从维护和保障国家能源和资源安全的角度,完善国家战略资源储备体系。一方面,在国家层面,有序增加石油、黄金等国家战略资源和能源储备能力;另一方面,支持和引导资源能源企业建立市场化的企业级储备体系。实施能源资源“走出去”战略,支持和鼓励能源资源企业加强境外资源开发和产业投资,扩大境外资源能源权益规模。
二是配合实施“一路一带”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和沿线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多边和双边合作,推进多元化、分散化和可持续的能源供应渠道建设,寻求广阔的能源供应链。在推进“一路一带”倡议中,各国和各地区相互联系,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同时创造以能源资源合作为核心的新的合作亮点。特别是,我们应该抓住有利时机,让美国减少对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石油的依赖,让主要资源出口国寻求扩大中国的市场份额。通过贸易驱动的投资、金融和能力合作,增加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战略投资,增强中国在相关国际和地区的影响力。
第三,建立和完善国内商品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增强国际商品市场的定价能力。一方面,通过完善国内商品市场的现货和期货交易体系和机制,扩大国内商品市场的现货和期货交易规模,逐步建立和完善更加合理的商品交易和金融机制体系;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石油等商品贸易的定价和结算货币,形成“石油-人民币”的良性循环,构建以人民币为定价货币、反映中国市场变化的商品价格指数体系。
第四,充分发挥大国在能源和资源需求中的地位,积极影响和融入重塑全球商品价格协商机制的进程。目前,以欧佩克为代表的国际石油价格谈判机制在动荡的大宗商品市场中没有充分发挥稳定价格的作用,这表明目前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谈判机制存在重大缺陷。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商品需求国定价地位的提升,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由生产国、进口国和相关机构组成的新的能源、资源价格和产出谈判机制。作为一个能源和资源需求大国,中国积极配合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深化与主要商品出口国和进口国的经贸关系,积极融入商品价格谈判机制的重塑过程,推动国际能力合作。
第五,实施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以对冲商品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从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较大的日本、欧盟等国家的政策实践来看,应对商品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有效手段是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税收、补贴和政策利率。当前,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深化,我们不仅要抑制落后产能的进一步扩张,还要积极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升级。因此,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注重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关注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对中国实体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配合灵活适度的中性审慎货币政策,保持合理充足的流动性,适度增加社会融资总量。目前,世界主要关注中国需求对国际商品走势的影响,而忽略了美联储等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中国需要密切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大宗商品市场的溢出效应。(图片文章)
标题: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将呈现乐观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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